周庆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李白作为“古惑仔”的出人意料，诸葛亮智慧底下掩藏的“虚伪”，孔子皮袍下榨出来的“丧家”，都把复杂的历史文本，简单化为几个消费社会的流行语。但是，说到底还是没有回到文本自身。

孔子是不是“丧家犬”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李白又在一位年轻博士的笔下变成了“古惑仔”。如果说前者让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感到尴尬的话，那么后者的杀伤力丝毫不会小很多。尤其是李白的诗作连刚刚上小学的孩子们都能背诵，当年的大诗人如今成为了人人讨厌的“古惑仔”，文化界一场“血雨腥风”恐怕又在所难免。

其实仔细想想，把李白比作“古惑仔”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当年的游侠，在韩非子的笔下成为“五蠹”之一，其实看上去也和古惑仔差不多。其实我们喜欢李白的诗，只是被他的作品所表达的语言张力和宏大气魄所吸引。文学史也从来没有认为李白是唐代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坊间所流传的故事恰恰都是他“反体制”的不羁行为，按照流行的说法，“古惑仔也有春天”。

然而为什么“丧家犬”、“古惑仔”能够引起舆论如此之大的关注？实际上与其说是重新向人们解释经典文本，不如说是因为传统的传播方式被解构，导致那些传播方式所诞生的大师形象也被现代消费文化所解构了。而他们背后的《论语》、《将进酒》仍然好好地存在于世，为人传诵。

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传播方式，不同时代也有不同时代的文化消费语言。现代传播手段的存在意义，就是使得多种形式的解构成为可能。人们也不必再像前人那样，从故纸堆中去理解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自从电视、网络开始兴起之后，符号性的表达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人们要想在现代传播手段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就需要一种吸引眼球的符号。自然就会出现一个群体，通过媒体向人们解释这些超越了传统认识的符号。

而问题恰恰在于，现代传播的多种手段，越来越掩盖了公众对于历史文本的关注。传播符号背后的内容无人问津。无论是孔子的“丧家犬”命题，还是李白的“古惑仔”命题，其实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所留下的作品本身的价值。如果我们只是在争论一个表达方式，或者争论用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来描述，我们恰恰落入了一个符号的陷阱中。这个陷阱是消费性的媒介环境为我们挖掘的。

这种传播的符号，实际上也是和消费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快节奏的浏览和阅读，使得书籍、文章都开始要向电视学习。人们更在乎一瞬间能够吸引眼球的内容。李白作为“古惑仔”的出人意料，诸葛亮智慧底下掩藏的“虚伪”，孔子皮袍下榨出来的“丧家”，都把复杂的历史文本，简单化为几个消费社会的流行语。尽管这样做能够更快地为我们的消费环境所接纳，但是说到底还是没有回到文本自身。

在单一的传播环境中，中国人常常把凡人变成了神话。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一张报纸、一个人的讲述或者一种思想来了解历史。而在一个现代多元化的传播环境中，神圣的消解也不奇怪。媒介需要读者，自然就需要更加吸引人眼球的观点或者符号。恐怕这也是另外一种程度的物极必反，我们与其责备学者们出其不意的新思想，不如回头想想媒体争先恐后的需要，再看看读者们咧开大嘴哈哈大笑时的满足。

孔子当然可以是一个“丧家犬”，而李白也不排除“古惑仔”的社会兼职。问题是他们的思想其实经历很多代儒者的补充和完善，而他们的职业性格也不会影响我们对这些作品的欣赏。那么孔子的性格、李白的职业，其实并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只是现代传播吸引眼球的一种策略而已。忠告就是，如果仅仅为了媒介和眼球那么自然不必言说，如果真的要重建一个历史话语频道，还是让我们从文本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