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村的情况也相似，只是路边的帐篷是前后两排，前面是政府统一的救灾专用帐篷，后面是灾民们自己用木棍、凉席搭的简易帐篷，他们白天都在简易帐篷里待着，因为凉快。几个妇女很主动地跟我们谈起来。她们的悲伤，害怕，她们自己就在跟我们的叙述或相互的交流中得到修复，她们对家园的重建也是有信心的。只是她们对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很愤怒。

5月23日，我们组被留在成都给当地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做培训。

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来了一百位左右的学生志愿者，由组里的张旭升老师上课。张老师先请同学们默哀一分钟，再请他们讲出自己在这一分钟的想法。同学们的讲述显示，他们都为这次灾难悲伤，很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灾区的人民，但也有一点担心，不知该怎样去帮助灾民们。张老师结合之前在彭州的实践，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没有太多的深奥理论，用具体案例来告诉同学们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应怎样处理，并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技术方法去帮灾民放松。

晚上，我们又去给其他学生志愿者作了一场培训。学生们被分成两个班，由杨润雨老师和张旭升老师分别主讲。

未来的灾后心理辅导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由于时间、地域的限制，做不了太多太深的工作。而灾民的数量庞大，我们的人数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单薄。当地的志愿者们一腔热血，满腔热情却不知劲该往何处使。对他们作一些简易、实用的培训真是太重要了。

5月24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四个组一起来到德阳，此次灾难的重灾区之一。

我们组被分配到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琪达服装厂灾民临时安置点。这里有三百多灾民，都是东方汽轮机厂的职工及家属，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房里。这里还设了广播室，广播员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儿。他们还组织了一只自己的志愿者队伍，队伍的成员全是小孩子，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十二岁。听到我们的惊叹和夸奖，孩子们兴奋又羞涩。

我们还是两人一组，只是每组还分派了一个小志愿者当助手。我们到时，正是午餐时间。在服装厂的食堂里，他们的午餐很不错：米饭，蔬菜和鱼肉。这里还设立了“受灾群众安置点临时党支部”，用大红纸把党支部的负责人和成员名单、电话、房间号及其职责醒目地贴在外墙。

等待小助手们吃饭的间隙，我们跟这里的两个主要负责人聊了聊。他们也叙述了他们的逃生经历，也说到了伤亡情况。但我感觉，他们没有彭州灾民的那种焦虑，他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虽然他们也悲伤，害怕。但整个状态比彭州的灾民更平和、安详和淡定。

我，田芳老师，杨润雨老师召集了十几个孩子，跟他们做游戏，让他们画画、自己动手搭“房子”，很快，杨老师和田老师发现了两三个有“状况”的孩子，他们有的有暴力倾向，有的出现封闭状况。我们随即对这些孩子进行单独辅导。

孩子们用自己的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心情。一位男孩先在纸的中央画了猪八戒，再在猪八戒旁画了一个女人。他哭着说，这是他妈妈的好朋友李阿姨，在这次灾难中去世了。李阿姨平时对他非常好，他很喜欢她。他希望李阿姨去天堂，所以想让猪八戒带她去，因为猪八戒是神仙。

我肯定了他的愿望：猪八戒肯定会带着李阿姨去天堂。小男孩稍稍平静了，我跟他一起来设想李阿姨在天堂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他觉得李阿姨会一直年轻漂亮，不会老，跟他们现在一样吃得很好，而且也能看见他在地上的生活情况。经过这样的美好想象，小男孩不太悲伤了，开始主动与别的孩子一起用废弃瓷砖搭“房子”。他还跟田芳老师一起去给大家拿水，他说：“我现在很好，我不用别人帮助的。”

另一个小女孩的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纸中间是一颗心，边上写着“感谢琪达为我们做的一切”。孩子的善良和感恩让我很感动，我告诉她可以把这画做成一张卡片，送给琪达的叔叔阿姨们。她开心的点点头。

孩子们搭的各式各样的“房子”展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他们加上了防震功能：他们的“房子”都有后门，说前门垮了也可从后门逃走；有很大的窗户，人可以从窗户跑掉；墙壁是双层的或三层的，这样不容易震塌；房子都是别墅，别墅不高不容易倒……

白天，这些孩子们大多与以前一样，没什么明显变化。到了晚上，有的孩子会多梦、说梦话，紧张，需要大人陪伴，也不易入睡。我建议妈妈们在这段时间要多陪孩子，也可以待他们入睡后再离开，或者睡前讲一些有美好结局的童话或孩子爱听的小笑话。

一些孩子比较封闭，不与人交往、回避人的眼神，尤其是陌生人。对这些孩子，我们没有强迫他们马上说话，只是用画画、游戏、故事、谜语、提问等方式吸引起他们的兴趣，引导他们加入进来。

孩子们很懂事，有礼貌，且知道感谢。发糖果时，没有一个孩子会把我手里的糖全拿走，他们会照顾周围的同伴，会开心的或羞涩的跟我们说谢谢。还会把糖拿给自己的妈妈吃。当需要从临时办公室给大家把水拿来时，男生们纷纷报名；我们离开前，我请大家把自己吃的糖纸和废纸捡起来扔到垃圾桶去，孩子们纷纷照做；在吃糖以前，他们会用杨老师带去的洗手液先把手洗干净。

孩子们把我们的工作叫作“上课”，我们走时，他们不舍的问：老师，什么时候再上课啊？你们明天什么时候来啊？

等车时，琪达服装厂的董事长请我们给工人们做一下团队辅导，但由于工人都在车间工作，时间跟我们对不上，只得作罢。藤总和他的生产厂长都觉得自己压力很大，而且觉得自己有了震后综合症，一有点小摇晃就觉得地震了，连看见别人的腿晃也以为地震了。

在这个安置点，尽管灾民们的情绪亦有悲伤、难过和恐惧，但他们几乎没有对未来的焦虑，只是偶尔会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一位妇女对我说：唐山大地震时，我们国家那么穷，不也在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城市吗？而且建得那么好。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比那时好多了，所以重新建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也就二三年吧。

5月25日，我们一起来到什邡一个灾民安置点，这里大约有一千多名灾民，他们来自金河，洛水。

街的两边搭着整齐的帐篷，我们沿着帐篷开展工作。

小星是一个快四岁的男孩，他们的幼儿园完全震塌了，他是被家人从土堆中挖出来的。回来后，小星开始变得暴力，不太爱说话，一到晚上便紧张，要紧紧抱住大人才能入睡，且说梦话、睡不踏实。

他的父母到外面找事做去了，一般是外婆带着他。外婆告诉我们，小星常常提到他的同学谁谁死了，谁的脑袋掉了，谁的眼睛掉了……描述的场景相当惨烈。在外婆描述时，小星紧张地坐在一边不说话，不时偷偷看我们一眼。我们先拿出糖来请他吃，语调尽量轻柔，缓慢、目光柔和。在他不太抗拒后，我们试着邀请他做一些简单的游戏。看得出，这是个平时很聪明活泼的孩子，他的话开始变多，主动给我们出题目。大人们争论小星获救的细节时，小星停止了游戏，不时看看我们，又低下头，显得有点紧张。田老师抚着小星的肩说：“小星真坚强，小星现在没事了，可以和我一起做游戏了。”

我抽空跟小星的外婆说，请她尽量不要在小星面前重复那些可怕的情节，这等于是把这些恐怖记忆一遍遍再现在小星的脑海里，请她也告诉别的成人别这样做。

这时，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进来找我要电话，说想和我们聊聊。于是，田方老师去给孩子们上课，我留下来跟这个小伙子聊。小伙子开始有点腼腆，说不知怎么开始，也不知说什么。我笑笑，没催他。

静坐了一小会儿，小伙子整理一下开始说起来。他父母都是什邡人，但他从小在新疆长大。半年前才从新疆过来帮这边的大姨家开挖矿车。地震那天，他们因为车没油了，要停工等山下送汽油上来。于是，他们买了米面肉菜回山上宿舍睡觉。宿舍在半山腰，地震时，到处都在掉石头，他们的车也全被埋了??还好因为休息，没人在车里，所以三十几人只是受了轻伤，没人遇难。

他们聚在一起，决定等平静一些再走。这时，山上不停有人逃下来，他们不停的煮饭做菜接纳灾民并告诉大家，愿意走的可以自己走，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在这儿吃饭。陆陆续续，他们那儿聚集了近百人。两天后，稍微平息了，他们选出二十多身强力壮，比较机灵的人先往山外走，并约定，如果几小时后不见他们回来，就说明他们走出去了，请大家耐心等待，他们会叫人来救援。

他们自制了一个担架，抬上一位头被砸伤的灾民一起出发。走了七八个小时，这些人终于看见了部队。部队就在他们的指引下，将剩余的人救了出来。那个伤员也被送往成都的医院救治。

叙述时，小伙子语气缓慢、条理清楚。他说，自己并不害怕，反正灾难来也来了，害怕也没用，而且他和亲人都没什么事。他只是想不通，一点预兆也没有，怎么就会发生这么大的灾难。他才来了半年，刚稳定下来有了点积累，一下就都没了。小伙子决定过两天就回新疆去，他很想父母，很想和家人在一起。问他以后还来不来什邡生活，他说没想好。

在整个过程中，他一边叙述一边自我修复。比如，他觉得这下又得从头开始，有点郁闷，但马上又庆幸说还好自己平安，连伤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命大，要不是那天没油了，他们肯定会开着车去山边工作，那三十几个工人能否活下来就不好说了；他说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他也从来不积蓄，有一点钱，就去别的地方看看，把它花完??他很肯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在这次灾难中，好几个他认识的有钱人都遇难了。“没有了命，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这是他的结论。

其实，这几天我们遇到的很多灾民，自我修复能力大多很强，他们一直在调整自己的情绪，接受自己遇到的灾难，我所做的只是陪伴，倾听，共情就足矣。

悲伤、害怕、麻木，灾民们的情绪经过时间的延长，会通过自我修复能力，或心理工作者的简单疏导得以消除，但是重建工作所需时间漫长，在这期间，稍有差池，灾民的焦虑、绝望甚至愤怒就会更加爆发，而这不仅是心理安抚能解决的矛盾。

年龄、性别不同的灾民，对灾难的承受力以及产生的后果都不同。孩子们的心理创伤是隐蔽性的，他们有时并不完全明白发生什么，出于自我保护，他们会选择性记忆。他们不会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会明白自己的情绪有问题。而父母和老师们，却未必会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或即使发现，也不知如何处理，而一些错误的做法甚至会加重孩子受到的伤害??因此，继续给孩子的父母、老师作一些简单、实用、直接的小技术培训。因为他们是面对孩子时间最多的人，也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人。

心理辅导辅导工作也不应局限于灾民，灾区周围的居民、医护人员，救援军人等都应是辅导的对象。在成都，很多市民都不敢在家居住，睡在车里或在外面搭帐篷，回家一趟也是战战兢兢，速战速决。他们不敢坐车，觉得车子的摇晃让心情不能放松，他们甚至见不得别人的腿摇晃。

灾后的心理辅导应是长期的工作。目前，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不算太多，面对如此众多的灾民，确有杯水车薪之感。而心理学组织众多，流派林立，能否由更权威组织出面，把几大心理学门派及一些民间的心理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做好宏观调控，按地域划分或时间轮换，让整个灾后心理辅导更有规划、更有节奏，不要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不要留下死角。

另一个村的情况也相似，只是路边的帐篷是前后两排，前面是政府统一的救灾专用帐篷，后面是灾民们自己用木棍、凉席搭的简易帐篷，他们白天都在简易帐篷里待着，因为凉快。几个妇女很主动地跟我们谈起来。她们的悲伤，害怕，她们自己就在跟我们的叙述或相互的交流中得到修复，她们对家园的重建也是有信心的。只是她们对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很愤怒。

5月23日，我们组被留在成都给当地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做培训。

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来了一百位左右的学生志愿者，由组里的张旭升老师上课。张老师先请同学们默哀一分钟，再请他们讲出自己在这一分钟的想法。同学们的讲述显示，他们都为这次灾难悲伤，很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灾区的人民，但也有一点担心，不知该怎样去帮助灾民们。张老师结合之前在彭州的实践，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没有太多的深奥理论，用具体案例来告诉同学们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应怎样处理，并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技术方法去帮灾民放松。

晚上，我们又去给其他学生志愿者作了一场培训。学生们被分成两个班，由杨润雨老师和张旭升老师分别主讲。

未来的灾后心理辅导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由于时间、地域的限制，做不了太多太深的工作。而灾民的数量庞大，我们的人数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单薄。当地的志愿者们一腔热血，满腔热情却不知劲该往何处使。对他们作一些简易、实用的培训真是太重要了。

5月24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四个组一起来到德阳，此次灾难的重灾区之一。

我们组被分配到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琪达服装厂灾民临时安置点。这里有三百多灾民，都是东方汽轮机厂的职工及家属，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房里。这里还设了广播室，广播员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儿。他们还组织了一只自己的志愿者队伍，队伍的成员全是小孩子，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十二岁。听到我们的惊叹和夸奖，孩子们兴奋又羞涩。

我们还是两人一组，只是每组还分派了一个小志愿者当助手。我们到时，正是午餐时间。在服装厂的食堂里，他们的午餐很不错：米饭，蔬菜和鱼肉。这里还设立了“受灾群众安置点临时党支部”，用大红纸把党支部的负责人和成员名单、电话、房间号及其职责醒目地贴在外墙。

等待小助手们吃饭的间隙，我们跟这里的两个主要负责人聊了聊。他们也叙述了他们的逃生经历，也说到了伤亡情况。但我感觉，他们没有彭州灾民的那种焦虑，他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虽然他们也悲伤，害怕。但整个状态比彭州的灾民更平和、安详和淡定。

我，田芳老师，杨润雨老师召集了十几个孩子，跟他们做游戏，让他们画画、自己动手搭“房子”，很快，杨老师和田老师发现了两三个有“状况”的孩子，他们有的有暴力倾向，有的出现封闭状况。我们随即对这些孩子进行单独辅导。

孩子们用自己的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心情。一位男孩先在纸的中央画了猪八戒，再在猪八戒旁画了一个女人。他哭着说，这是他妈妈的好朋友李阿姨，在这次灾难中去世了。李阿姨平时对他非常好，他很喜欢她。他希望李阿姨去天堂，所以想让猪八戒带她去，因为猪八戒是神仙。

我肯定了他的愿望：猪八戒肯定会带着李阿姨去天堂。小男孩稍稍平静了，我跟他一起来设想李阿姨在天堂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他觉得李阿姨会一直年轻漂亮，不会老，跟他们现在一样吃得很好，而且也能看见他在地上的生活情况。经过这样的美好想象，小男孩不太悲伤了，开始主动与别的孩子一起用废弃瓷砖搭“房子”。他还跟田芳老师一起去给大家拿水，他说：“我现在很好，我不用别人帮助的。”

另一个小女孩的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纸中间是一颗心，边上写着“感谢琪达为我们做的一切”。孩子的善良和感恩让我很感动，我告诉她可以把这画做成一张卡片，送给琪达的叔叔阿姨们。她开心的点点头。

孩子们搭的各式各样的“房子”展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他们加上了防震功能：他们的“房子”都有后门，说前门垮了也可从后门逃走；有很大的窗户，人可以从窗户跑掉；墙壁是双层的或三层的，这样不容易震塌；房子都是别墅，别墅不高不容易倒……

白天，这些孩子们大多与以前一样，没什么明显变化。到了晚上，有的孩子会多梦、说梦话，紧张，需要大人陪伴，也不易入睡。我建议妈妈们在这段时间要多陪孩子，也可以待他们入睡后再离开，或者睡前讲一些有美好结局的童话或孩子爱听的小笑话。

一些孩子比较封闭，不与人交往、回避人的眼神，尤其是陌生人。对这些孩子，我们没有强迫他们马上说话，只是用画画、游戏、故事、谜语、提问等方式吸引起他们的兴趣，引导他们加入进来。

孩子们很懂事，有礼貌，且知道感谢。发糖果时，没有一个孩子会把我手里的糖全拿走，他们会照顾周围的同伴，会开心的或羞涩的跟我们说谢谢。还会把糖拿给自己的妈妈吃。当需要从临时办公室给大家把水拿来时，男生们纷纷报名；我们离开前，我请大家把自己吃的糖纸和废纸捡起来扔到垃圾桶去，孩子们纷纷照做；在吃糖以前，他们会用杨老师带去的洗手液先把手洗干净。

孩子们把我们的工作叫作“上课”，我们走时，他们不舍的问：老师，什么时候再上课啊？你们明天什么时候来啊？

等车时，琪达服装厂的董事长请我们给工人们做一下团队辅导，但由于工人都在车间工作，时间跟我们对不上，只得作罢。藤总和他的生产厂长都觉得自己压力很大，而且觉得自己有了震后综合症，一有点小摇晃就觉得地震了，连看见别人的腿晃也以为地震了。

在这个安置点，尽管灾民们的情绪亦有悲伤、难过和恐惧，但他们几乎没有对未来的焦虑，只是偶尔会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一位妇女对我说：唐山大地震时，我们国家那么穷，不也在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城市吗？而且建得那么好。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比那时好多了，所以重新建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也就二三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