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后现代思潮
    　后现代（Post―modern）思潮是对“现代”西方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的一次重要变革，是对现代的主流的科学认识观的怀疑，特别是对长期主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思想和原则的一种批判。
    　后现代思潮是在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现代工业社会转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思潮的学者们所涉及的理论观点和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和复杂，但他们大多对“现代”知识的合法性，以及对理论证明方法及其结果普遍适用性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从认识论方面来看，后现代思潮把人的认识观和科学观始终融于一定的文化圈内来考察，强调认识主体内在概念系统的先在作用，关注文化和语言的解构等问题，因而对现代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多有诘难。首先，后现代思潮的学者并不像现代实证论学者那样只强调现实独立于观察者，并把客观现实与认识主体的意象活动完全割裂开。后现代学者则“完全承认一种作为原因性的实在的内心意识的在先性”对所观察之现实的建构作用[1](p147)。也就是说， 任何观察和实验都不能超越认识主体的先在的概念系统对理论与实在进行直接比较，因而，任何科学观察与实验都不可能完全是中性的、客观的。所谓“中性”和“客观”并不等于是真实的。其次，由于任何观察和实验都不能摆脱作为原因性的主体先在意识的“污染”，因此，任何理论、知识的发现与证实都不可能由某种所谓唯一的领域和方法能确保其科学真理的“普遍适用性”。第三，后现代学者主张科学方法的多元化和理论的多元化，认为所谓科学认识的真理都是相对于认识主体和特定文化境况而言的，因为观察者和实验者都毫无例外地生活于特定的文化领域中的具有一定“文化成见”的认识主体。美国学者K. J. Gergen认为，后现代学者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对自己所处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2](p19―20, p23―25)。英国学者J. Pickering指出， 后现代境况的标志“在于科学之间和文化之间的解体、多元、传统的融合和界限的跨越。”[3](p3)
    　总之，后现代思潮是在进入开放世界、信息量剧增、知识爆炸、文化多元化、关注人作为主体的认知功能等因素驱动下而产生的人类认识观念的再反思。应该说具有变革时代的新鲜意义。首先，后现代思潮把人的认识观和科学观置于信息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发展的水平上，强调认识主体内在概念系统对观察认知事物的先在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符合辩证法。其次，后现代思潮不追求某种狭隘的唯一的方法而可能误导人们的思想，这有益于人们在认识领域和科学研究中开放意识的展现。第三，后现代思潮主张科学与文化的联系，鼓励不同“文化成见”的沟通，既有利于本土化研究，也有利于跨文化研究。第四，后现代思潮强调方法的多元化，必然导致理论的多元化，这似乎也是当今多元世界的趋向。
     　 二、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心理学的反思
    　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心理学研究思想的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已是当今学者们的共识。在心理学领域中，“现代”与“后现代”的涵义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重要的是涉及研究思想、方法和学科性质等问题的认识。在1988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Gergen在他所作的《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专题报告中，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曾论述过界定现代心理学的一些原则[2](p19―20,p23―25)。我认为，从整个西方心理学的历史发展来看，所谓“现代心理学”，应该是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心理学家W.冯特等形成的实验心理学思想为开端。其主要特征是：（1 ）现代心理学主要是由当时的一些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他们都倾向于把心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成员，其目标是试图使独立的心理学沿着自然科学规范的路线去发展。（2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思想基本上是唯实证主义的，他们认为人的心理和主观意识只有直接观察和实验被“证实”的东西才是唯一可靠的。（3 ）现代心理学的主导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对变量严格加以控制的实验法，特别是实验室实验法。无疑，现代心理学的这些特征，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和科学文化发展的状况，不可否认，它在当时为促使心理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正如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先生所指出：“要在实质上了解近代心理学的情况，首先要注意到它的先天不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近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产生，在母胎里就发育很不正常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之一就是：“实验法在那时是作为一门科学独立的标志，……然而我们不能信奉唯方法论，不能认为一种方法采用了实验法就一定成为一种地道的研究。”[ 4](p232―233)对此，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也指出：“对方法论的制度化，就会窒息许多有益的实践。这是因为方法的制度化，好象结果就必然是科学的，我认为现代许多心理学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个误区。”[5](p385―389)总之，这些论述正是后现代思潮在我国心理学界的反映。
    　应该看到，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心理学”的反思，有心理学自身的历史渊源和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等诸多因素。从历史渊源来看，我认为，从西方心理学诞生开始就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争论：即一条是以冯特为主沿着实验心理学思想路线建立的心理学体系；所谓“实验路线”亦可看作是自然科学路线。另一条则是非实验路线，即以F.  布伦塔诺等人提出的以“意动”（Psychical act ）为中心建立的心理学体系，这是一条不局限于实验方法的更广泛地对心理事实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路线，亦可看作是理性主义的人文科学路线。在整个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两条路线存在的历史轨迹。但是，在心理学开创时期，一方面由于“前心理学”或哲学心理学的研究长期陷入纯经验的思辨范畴；另一方面由于生理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实验技术和方法盛行的影响，似乎使当时徘徊的心理学找到了一条实验的实证道路，因而唯实证论的思想和方法逐渐确立了“现代心理学”的主导地位。我国葛鲁嘉博士曾指出：“西方心理学的这两个取向并非是平等的，自然科学取向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主流心理学；人文科学取向不占主导地位，成为非主流心理学。”[7](p20)由此可见，现代心理学诞生的先天不足，其本身已孕育着其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局限性。这是心理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原因。从社会文化发展等因素来看，由于现代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科学视野的开拓，心理和文化的冲撞，不断冲击着把人的心理研究禁锢在实验室的那块狭小的天地，那种“只用现象的不变性和恒常性来解释现象”的实证主义思想和方法必然会遭到怀疑。因此，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心理学的再反思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后现代心理学的几点启示
    　（一）广拓心理学视野。从总的来看，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走出狭小的实验室，打破僵化的研究思想和模式，广拓视野，参与现实生活，贴近时代文化，融于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树立大心理学观，才有出路。
   　 （二）理论多元化是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多元化即是反对中心主义。现代心理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大都以西方心理学为中心。毫无疑问，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心理学都植根于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土壤，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史家G.  墨菲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只有在西方历史――西方地理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背景――的范围内才是有意义的问题。”[ 7 ](p19)因此， 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将是后现代心理学时期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我国心理学需要引进和学习西方心理文化的有价值的东西，问题是我们不能只是消极地融于西方文化。我国心理学的研究更需要贴近我国现实社会和文化的氛围，重视研究和挖掘我国传统心理文化的底蕴，应立足于我国的国情，逐步形成适应于我国本土文化圈的研究特点和模式。作为一门科学，尤其是心理学，本土化与世界性应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沟通的。世界性离不开本土化，离开本土化而奢谈世界性是毫无意义的，更何况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大国。当今许多学者已意识到，现代西方的社会心理学只是反映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和群体的认知、情感、行为与人际关系；如果不研究具有十几亿人口的现代中国社会心理文化问题，像这样的社会心理学能说具有“世界性”吗？
    　（三）克服研究方法的单一化，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实证主义者强调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及其结果的唯一可靠性，并把一切叙述的，体验的，分析方法的合理性与真实性，统统斥之为非客观的。其实，“客观”与“主观”的界限只是在物质第一性和心理、意识第二性这个“基本的认识论问题”的界限之内，物质世界和心理现象的对立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果超出这个界限“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作绝对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错误。”[8](p61)所谓实证主义的“客观方法”，实际上关心的只是“事实”本身怎样，而并不过问“事实”的价值、道德和文化利益，保持所谓严格的“中立”的科学态度。实证主义强调只有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才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知识，这是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其实，直接可观察到的东西只是人脑对实在事物的直观反映，是观察者和实验者所直接获得的“经验事实”，而这种“经验事实”本身也还有一个“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因此，它本身就不可能是纯粹“中立”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完全超脱观察者和实验者的道德、政治和文化利益。K.J.Crosos曾指出：“对于心理学家而言，没有任何事情真正超脱于道德和政治意义的。对他们而言，回避对于文化利益的思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心理学家应该受到鼓励把其声音加入到关于‘应该怎样’的文化对话中去。”[9](p354―357)克服心理学研究思想的僵化，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正是体现这种“文化对话”的必要性。
    　（四）后现代思潮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从心理学的意义来看，信息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情况对个体的“通知”。客观事物是信息源（简称信源），而对人们经常起作用的则是信源所传达的信息含义，而不是信源本身。换句话说，信息作用不在于人们所能直接感知到的“事物”本身，而在于它所传达的信息意义。因此，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对意义，特别是对他人的行为和语言意义信息作用的认知和理解，应是当今信息社会的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具体情境的不同，语义对人的心理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理解，显然只采用实验室方法来研究是不可能的。因此，长期被一些学者视为“主观方法”而摒弃的“释义学”方法，应在心理学研究中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释义学是和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释义学是研究人所创造的、传达一定意义的符号（包括人的行为和语言）给予解释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众所周知，“符号”作为一种物理性的刺激物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而它的象征意义则不是直接观察到的，需要加以“理解”和“解释”。这是自然观察法不能满足的一种必要的研究方法。释义法的“理解”和“解释”的含义是指解释者重新体验的过程，包括重建创造者所传达的意义；乃至重建创造者所蕴含的深层的潜意识活动的心理意义（可能创造者本人也不一定自觉意识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表现的行为和语言，我们能直接地看到和听到，譬如说，一个男青年送给一位初恋的女友一份礼物，这位女友说“不要”。显然，“不要”这个语词作为听觉的物理性刺激（声能）是被直接感知到的，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意义究竟是什么？则是需要理解和解释的。她可能由于初恋觉得不应该马上接受别人的礼物；她可能内心接纳而不好意思直接说“要”；她也可能觉得礼物太贵重不应该要；也可能嫌礼物太轻薄而真的不要……等等。释义法的主要问题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也就是说，被解释的东西在来源上也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因而就涉及到解释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这也正是实证主义者多有非难的地方。其实，实证主义者重视的只是客观行为或直观语言，而忽视了行为或语言的主观目的和意义，甚至把二者看作是同一的东西，认为“客观即主观”，“主观即客观”，实际上是混淆了主观与客观的界线。从释义法来看，当然包含有解释者的主观意向（即解释者先在的内在概念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就必然是主观的。解释本身往往包含着各种真实的可能性，因而，一种好的解释正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潘菽先生指出：“心理学上的决定论应该是唯物的多因决定论，是唯物的高度辩证的决定论。”[10](p495)也就是说，在心理学研究中，要坚持唯物辩证的多因论和主体能动的反映论，既承认物质动因的根本作用，也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心理动因对行为的直接决定作用。
    　人的心理活动的根本特征是其目的和意义。目的和意义比直观的行为或语言更复杂，更高级，更具有整合性。释义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内心沟通过程，理解分析是假设分析者和被解释者在本质上有一种“类似”，因而能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精神分析学家H.S.沙科文认为，这种“某一人格与另一人格的相似是世界上最接近的相似”，并称之为“同种原理”[11](p54)。只要解释者具有足够的历史的、文化的、 语言的和社会生活的知识，把握人格的心灵，解释就不能完全看作是主观的。就上例而言，女青年说“不要”所传达的信息意义的各种可能性，总包含着某种符合客观实际的解释。如果多义性的解释穷尽的可能性越多，那么其客观概率就越高；反之，如果我们只是直观地“望文生义”成“直解其语”，则难免失之主观。总之，意义是最能反映社会生活的，因而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