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若是我们在荣格思想背景的基础上，来分析荣格之所以成为荣格的最重要的因素的话，那么有三个尤其重要的线索，涉及三位十分特殊的人物，他们是：弗洛伊德、“斐乐蒙”和卫礼贤。--lansin.com

    弗洛伊德代表了来自无意识领域的开拓与指引，“斐乐蒙”则是荣格直接进入无意识独自探险的“导师”；而卫礼贤则给荣格带来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智慧与支持。
                        　　

    一、这里也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1来自弗洛伊德的影响（1900-1912）；2独自面对无意识的收获（1912-1923）；3东方智慧的启迪与见证（1923－1930）。在这些经历之后，荣格已经是“完成的自己”，同时也形成了他的分析心理学体系。

    荣格与弗洛伊德荣格在晚年与其秘书亚菲一起撰写其自传的时候，专门为弗洛伊德撰写了一章，叙述了他对弗洛伊德本人及其思想的评价。《荣格全集》的第４卷取名为《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收录了他从1906-1916年专门讨论弗洛伊德及其经典精神分析的论文，再加上后来补充的一些内容。即使是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荣格仍然承认弗洛伊德的伟大和影响。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荣格并非弗洛伊德的学生，尽管深受其影响，尤其是通过其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带着年轻人的热情、荣格称《梦的解析》用“划时代之作……也许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胆之作，旨在把握作用于明显坚实的经验性基础的无意识心灵的种种不解之迷。对于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医生来产，此书是……使人顿开茅塞的启迪之源。“
                       

    荣格曾回忆说，自己初读《梦的解析》的时候并未能很好地理解。两年后重读该书的时候，“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殊途同归“。荣格所说的“殊途同归”，当时所指的是弗洛伊德关于“压抑机制”的理论。

    荣格在其词语联想测验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导致词语联想偏差的原因，同样是“压抑机制”的作用。不过，弗洛伊德认为，压抑的内容主要是性欲及其挫折，而荣格则认为在性欲之外，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内容，比如社会适应、生活压力等，这是他们一开始就有的分歧的方面。但是，从《梦的解析》问世开始，荣格也就开始了与弗洛伊德的特殊关系。当时，精神分析还未能被社会所接受，有关的研究与言论还在经受各方的责备与抨击。1906年，荣格撰写文章为弗洛伊德辩护（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症的理论：答阿查芬堡），受到一些知名教授的警告，说这样会为他自己的学术生涯带来危害。荣格十分坚定地予以回复：“要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的一边。要是学术必须基于限制探索及取消这个前提，对于这种学术我将弃如蔽履。”
                       

    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关于词词语联想的研究论文，开始了两人之间的快往来。弗洛伊德回赠荣格一幅他自己的照片，也很想知道荣格的长想。于是，1907年，荣格从苏黎世前去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第一次见面，两人持续畅谈了13个小时。荣格曾在其自传中这样说：“我们于1907年终于在维也纳进行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下午一点时见面的，然后实际上便一口气进行了13个小时的交谈。”
                       

    荣格与弗洛伊德可谓是“一见钟情”。弗洛伊德比荣格大19岁，俨然一位父亲。实际上，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把荣格视为自己的儿子。因而，荣格也就有了精神分析“皇储”的称呼。不过，即使是在这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荣格也弗洛伊德便有所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灵性”和“性欲”问题的看法上。

    荣格在其自传中说：无论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件艺术品上，只要显现出灵性，他（弗洛伊德）便对之加以怀疑，并拐弯抹角地认为这是受压抑性欲的表现。对此荣格不能同意，认为这样就把文化看做是闹剧，文化就只是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的结果。而弗洛伊德则表示事实本来就是这样。

    于是，荣格变为弗洛伊德已经在情感上深深地陷入到有关性的理论中去了。当弗洛伊德提到性的时候，“他的声调便变得急迫起来，甚至几乎达到焦急的程度，而他那正常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一切迹象也就随之不见了。这时他脸上便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就无从知道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一种神秘之物”。荣格1909年去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的时候，话题仍然绕回到关于“心灵感应”的现象上来。对此，弗洛伊德当时是坚决反对的，认为那纯属无稽之谈。 
                       

    荣格这样回忆道：“在弗洛伊德这样说着话的时候，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膈膜这时仿佛变成了铁做的并正在变得赤热，成了一个红光闪闪的拱顶。就在这时，书架突然发出了十分响亮的砰的一声，而这书架就在我们身边，结果我俩被吓得跳了起来，担心这东西倒下来砸到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性客观现象的例子。’‘哈，’弗洛伊德叫道，‘这可是胡说。’”
                       

    不管怎样，荣格与弗洛伊德最终是由于无法调节的冲突而分道扬镳。对此既是双方的损失，也是各自的命运。实际上，弗洛伊德是把荣格当作自己的“儿子”或“继承人”的，这是弗洛伊德的情结。1912年荣格出版了其《里比多的转化和象征》，凸现了彼此已经产生的裂痕。该著作的出版，宣告了荣格与弗洛伊德关系的结束，同时也成为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奠基。

    在《里比多的转化和象征》瑞士版第四版的前言中，荣格曾披露他当初撰写此书的时候做的一些梦，预示着他与弗洛伊德的分裂。后来，该书经过修改，收入了《荣格全集》，成为其中的第五卷。1913年1月，几经冲突与争吵之后，尽管爱玛?荣格也加入了调解，但终归于事无补，荣格与弗洛伊德决定“分手”。1913年1月3日，弗洛伊德在写给荣格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分析学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必耻于自己的神经官能症。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行为不正常，却老是叫嚣自己正常，就会给人一个怀疑的基础，觉得他对自己的疾病缺乏认识。因此，我建议我们完全放弃我们的个人关系。”

    荣格很快就十分果断地回复了弗洛伊德（1913年1月6日）：“我同意你的愿望，完全放弃我们的个人关系。因为我从来不向任何人强求友谊。这一刻对你具有什么意义，你自己是最好的裁判。余下的只是沉默。”实际上，“余下的并非只是沉默”。两人又继续通信了一段时间，作为相互的“分析”；最后他们割舍了彼此的个人联系，各自发展其专业的建树。荣格晚年撰写自传的时候，这样来总结他对弗洛伊德的看法与评价：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大概包括他把精神病人加以严肃的对待，并深入他们怪癖的个别的心理之中。他有勇气让病例说话，而这样做时他便得以深入其病人的真实心理之中。比如说，他用病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从而便得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来理解精神病。在这方面，他确是不为偏见所左右，有勇气并成功地纠正了大量偏见。他像《圣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动手推翻了虚假的神柢，撕去了俺盖种种不诚实与虚伪的幕布，从而无情地揭露了当代精神的腐朽性。在面对这样一种工作所引起的人们的冷落时他并不畏缩踌躇。他对我们文明的推动产生自他发现了一条通向无意识的坦途。由于肯定了梦是有关无意识的种种过程的最重要的信息之源的价值，他把一种看来不可挽回地已丢失了的工具重新交回到了人类的手里。”

    二、 荣格与“斐乐蒙（Philemon）” 

    荣格是按着时间顺序来撰写他的《回忆?梦?思考》的，讲述完他与弗洛伊德的故事，接着是“面对无意识”（“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conscious”）一章。荣格坦然表白：“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内心里产生了一种无可适从这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失去了方向。我感到完全悬在了半空中，原因是我此时尚未找到立足点。”

    关尹子说得好，善射者师弓不师羿。尽管弗洛伊德是无意识心理学领域的开辟者，但是，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得荣格不得已而独自面对无意识本身。于是，无意识对于荣格来说，就不再是弗洛伊德或任何其他人的解释与说明，而是他自己的真实体验与切身感受。

    而在这种无意识的体验与感受之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获得了其内在的“导师”：“斐乐蒙”。1913年12月，荣格从无意识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意象：“斐乐蒙”。“斐乐蒙”从一个希伯来先知的形象中发展而来，荣格称其为“异教徒”，“他所带来的是有着诺斯替教色彩的一种埃及与希腊合一的气氛”。

    与弗洛伊德的分裂，荣格开始了与无意识的直接面对。实际上此时荣格的生活陷入了黑暗的时期。这个时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有失去方向、无所适从的感觉。但是，有了“斐乐蒙”，无疑象征着黑暗中的明灯，指引着荣格逐渐看清了无意识世界的内容。荣格说，标着着他逐渐走出黑暗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他对于曼荼罗的绘制与领悟。

    荣格是在1918-1919年前后开始绘制曼荼罗的。他每天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一些圆形的图画，似乎恰恰对应于自己某种内在的心境。荣格在这个时期画了许多幅曼荼罗。每当画他们的时候，也总是问自己一些问题：这样一个过程正导向什么？其目的在哪里？荣格说：“事后只是慢慢地我才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曼荼罗。”荣格引用歌德《浮士德》中的话说：“‘成形、变形、永恒的心灵的永恒的创造。’而这便是自性即人格的完整性。”于是，对于荣格来说，他的曼荼罗，也就是深层自我的再现与反映。这种表现与反映，所带给荣格的，就是其对于自性化道路的领悟。

三、荣格与卫礼贤
                        　　

    由于篇幅过长、我们会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