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一书结成的时间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大段引用《论语》，并以此作为叙述孔子生平的线索。《汉书?董仲舒传》也记载董仲舒援引《论语》中孔子的话，作为立论的依据。董仲舒是汉初景帝、武帝时人，司马迁稍晚于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董仲舒、司马迁都见到了《论语》的内容。换句话说，至晚在汉朝初年景帝、武帝的时代，《论语》一书应该已经结成，而且内容与我们今天见到的版本已非常相近。但是，这部书是否在当时就叫做《论语》，我们还是不能知道，因为他们都没有提到过“论语”两个字。 最早提到“论语”两个字，并将其当作书名或篇名来引用的，是《礼记》中的《坊记》。那么，《论语》一书的得名必须早于《坊记》的成篇。至于《礼记》诸篇的年代问题，历来都很聚讼。唐朝初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说《礼记》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河间献王所得孔子弟子与其后学所记，二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向考校经籍时整理出来的。后经戴德、戴圣相继整理删减，成为今天的样子。所以，今本《礼记》又称“小戴礼”。在同书《音乐志》中引沈约的话，说汉初经籍残佚，儒家学者搜集零星，采其与“礼”有关的片段，编辑而成《礼记》。其中《中庸》、《表记》、《防记》、《缁衣》都是《子思子》一书中的片段。我们知道，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也就是说，《礼记》诸篇并非先秦的作品，但其内容却主要来自《子思子》、《公孙尼子》等先秦著作。《隋书?经籍志》同时纪录了《子思子》与《礼记》，南朝的沈约应该同时见到这两部书，并知道其中的异同。那么，沈约的话应该满可信的。 但是，几年前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文献中，有一篇显然就是今本《礼记》中的《缁衣》。由此推测，沈约所提到的《礼记》中的其他几篇，特别是《中庸》、《表记》与《坊记》很可能也成篇于战国。郭沂先生考察了郭店出土的文献后认为：《子思子》一书原来就叫做《中庸》，就是《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子作中庸”的“中庸”，而今本《礼记》中相关篇章原来都是《中庸》一书的篇章（见郭沂“《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书源流考”等文）。我虽然觉得问题至此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也觉得 这个说法听起来比较顺。 二．《论语》的作者 《论语》的作者谁呢？应该不是孔子本人。在先秦，学者与学生讨论问题，并且亲自参与将这些言论集结成书，这部书常常就以这位学者命名，比如《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假如孔子亲自参与了《论语》的集结，那么这部书就应该叫做《孔子》。郭沂先生认为司马迁所说的《中庸》就是《子思子》一书原来的名字，为子思所著，我对此还是有些疑虑的。 《汉书?经籍志》引刘向的话，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那么，《论语》是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死后将他的论述编辑起来而成书的。虽然刘向对先秦典籍的整理常常遭到後世的怀疑与批评，但对这一点，迄今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孔子的学生很多，《论语》是哪些学生编辑的呢？东汉末年的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北宋的大儒程颢则因《论语》中有“曾子”、“有子”的字样，认为是曾子与有子的学生们编辑的。郭沂先生认为：《论语》的编者主要是孔门中“德行”与“文学”两科的学生和他们的门人，即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等等（《论语?先 进》篇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郭先生主要是通过对郭店楚简、今本《礼记》等的相关章节，与《论语》的内容进行了对比，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结论与郑玄的说法比较接近，论证也很令人信服，比程颢的猜测更为合理。但是，我个人一直觉得，子贡在《论语》中经常出现，也很重要，他又那么爱说话、会说话，编辑《论语》完全没有他的份儿，似乎不大逻辑。 三．《论语》的书名 如前所述，《论语》不同于其他先秦子书，有个很怪的名字，后世学者因此很费脑筋。对此论述最为详尽的是郑玄。北宋初年，邢?受诏为魏人何晏的《论语集注》作疏，他在序中引郑玄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郑玄在注《周礼》中也谈及《论语》的名称，他说：“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以其口相传授，故经焚书而独存也。” 郑玄是东汉今文学与古文学集大成的人物，是训诂与注解先秦典籍的大师。他与东汉大经师马融合称“马郑”，对后世学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今天所说的、与宋儒的“宋学”相对的“汉学”，主要指的就是马郑之学。马郑的注释非常详尽，广徵博引，有时对一个字的注释长至上万字。陶渊明对这种注释就曾表示不满（“好读书而不求甚 解”《五柳先生传》）。宋儒也因此很轻视郑玄的学问。明朝时，郑玄对经籍的解释几乎完全被排斥于正统教科书之外。一直到了明末、清初，乾嘉学者才重新发现了汉学的价值，而笃守不疑。 从郑玄对“论语”两个字长篇大套的解释，我们可以窥见马郑之学的特点。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总有些穿凿附会的味道。尽管如此，我比较情愿相信它，这不仅因为它是我们至今能看到的最早的资料，更因为这正是两汉学者治学的方法。要想弄清《论语》的来龙去脉，就必须明白儒学在两汉的传习模式。 今人徐中舒通过对《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的研究提出：一直到春秋时代，历史记载仍有靠瞽蒙（盲人）背诵，口耳相受的。瞽蒙传诵而经由后人书于简牍的就叫做“语”。这种传习方式恐怕不止于春秋、战国，秦、汉之间，很多典籍可能还是靠着这种方式在个学术流派中流传。这正应和了郑玄的“口耳相受”说法。 四．《论语》在汉、魏的流传 魏人何晏的《论语集注序》引刘向的话说：汉朝时传习《论语》，主要有齐、鲁和古文三个大流派，它们的文字、 篇名及篇数互相都有差异。《齐论》主要在齐地的学者中传习；《鲁伦》则主要在鲁地的学者中传习。西汉景帝之子鲁共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曾经拆破坏了孔家的房子，从中发现了藏在墙壁里的古文《论语》和其他一些珍贵文献。 关于汉朝“壁中出书”的真实性，陈梦家有过很详尽的论述，具体见他的《尚书通论》。这就是所谓的《古论语》。刘向很详尽地叙述了这三家的承传过程。 《论语》可能到汉朝初年还是在不同的学派中靠口、耳相传授的。每一个学派因为方言语音的差异，最终写在简牍上的文字也不尽相同。更重的是，每一个学派所传的文字都与他们对孔子原话的理解有关。可以说，每一个《论语》版本就是一个学派的研究总结，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后来，张禹兼攻齐、鲁两家，合成所谓的“张侯论”，盛行于世。汉末，专事综合今文、古文学的郑玄又以《鲁论》的章目为基础，参考《齐》、《古》，为《论语》做注，这样，三家的差别才终于被泯灭了。 五．结论 通过上边的考察，我们知道：《论语》最晚在汉朝初年已经结成。从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论语》的结成与得名甚至可能早至战国中期。我们今天还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说：《论语》出自孔门中重视道德、文艺（不是今天说的“文艺”，而是文人君子应该掌握的各种技艺）、言语等方面的学习的学生和他们自己的学生之手。 《论语》的“论”字显然与“讨论”、“讲论”很有关系；而“语”子似乎不仅是“言语”的“语”，而是中国早期书籍中的一种体例。所谓“语”，应该是指那些先经过口、耳传授，继而被书之于简牍的书籍。这个结论推测的成分多，论证还很不足。 《论语》在汉朝首先是在齐、鲁学者中传习。不同的学派所传的《论语》，篇章与内容也不尽相同。假如这些保存下来，对我们研究汉代儒学一定有巨大意义。《论语》经过了张禹、郑玄、何晏等等的整理，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韩非子?显学》中说：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个流派。我觉得，《论语》正是战国儒学诸多学派中的一家之言。它很可能是几位志同道合的孔门学者凭着记忆，经过讨论、切磋，篡集而成的。它代表了这几位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或许就是这一派所使用的教材之一。周予同先生说：《礼记》是战国儒学的各家之言。在这层意义上，《论语》与《礼记》诸篇作为先秦儒学文献的价值是同等的。要真正理解《论语》，理解孔子的思想，理解先秦儒学，就必须将《论语》和《礼记》等等早期儒学典籍一同参照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