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开篇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在注释中把这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也。”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很显然，后人认为这三点是理想人格实践的“纲领”，可能是与朱熹对《大学》的重视与推崇有关，如果没有朱熹对《大学》的竭力推崇以及他在宋明理学上的权威性地位，三纲领学说就不会受到后人如此的重视。“三纲领”学说所要阐述的精神实质是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下面我们对《大学》中的“三纲领”学说做一番评述。

“明明德”重在“明德”，而“德”的思想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在周初时便出现了，周人“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儒家思想对“德”观念的认识，此时“德”是指先王圣哲的政治行为或高尚的个性品德。孔子和孟子也讲“德”，但“德”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政治意义上的特征逐渐弱化，而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比重则逐步加强。经过孟子对“性善”及圣人学说的推动，“德”的重要性被大多数儒家学者所重视。朱熹对“明德”做了详尽的解释。从朱熹的解释来看，有两点应该值得注意：一是“明德”的内涵是人本来所具有的，是一种先验的理解万事万物的内在心理状态；二是由于“明”被个人气质或人的欲望所迷惑，也就是说，人在现实生活中使本身所具有的“明德”未能发挥良好的引导作用，“明明德”成为道德主体通过学习、修为来恢复本性的过程，个体后天的活动都是为了能找回自我、寻求本来善良的内在特性。这里既有孔子所提倡的“据于德”的修为思想，又有荀子“节欲、寡欲”学说的影响。由周初之“德”，到孔子之“德”，再到《大学》之“明明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历程。在这一漫长的转变历程中，却始终有一条以政治-伦理为思想的主线贯穿其中。《大学》所要做的是给人一种“明明德”的道德设定，要恢复人之本性，就要从儒学经典中、从儒家思想中去寻找，这就是《大学》的“明明德”所昭示于我们的基本思想倾向。

“三纲领”中的“新民”之“新”，旧版本作“亲民”，“亲”字有两解：一释为“爱”，“亲民”即为“爱民”；另一解为“新”，程子认为“亲，当作新”，因此，本书以“新民”作为“三纲领”中的第二条，不再使用“亲民”的提法。那么，《大学》的“新民”究为何意？为什么能够列入“三纲领”中？让我们引述一下《大学》的解释。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做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在这里所表述的“新”代表的是一种“革新”的政治作为，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新者，革其旧之谓也。”朱熹在解释“作新民”时说：“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鼓舞民众的志气，振奋民众的精神，称为“作新民”，在这里，《大学》所说的“作新民”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朱熹还说：“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这是对“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解释。如果说“明明德”所注重的是对个体主观精神状态的一种规定或启发，那么“在新民”则涉及个体道德完善之后如何运用到群体的外用之道。由个体之善扩充至天下万民，这正是孟子由“修心”、“养性”到“仁政”思路的总结，《大学》在这里以一种更精炼的表达来说明这个原则的重要性。自春秋以来，“民本”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一股思潮，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无论是《管子》中提出的“以人为本”，还是《孟子》中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都是对民众力量的一种肯定，都是呼唤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一句话，都是其人学思想中的精华内容。《大学》充分借鉴吸收了早期儒家这一优秀的思想成果，把“新民”作为其“三纲领”之一，并把它纳入自己的人学思想体系，使之成为是否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评判准则和道德修养纲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新民”这一纲领性的规定，才有“八条目”中“治国、平天下”的出现，二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

《大学》的第三条纲领是“止于至善”，其中有两个关键词：“止”和“至善”。“止”在这里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遵循某种道德准则的含义。它始终应保持或致力于“至善”方面的道德追求和修为。“至善”显然是指一种最高的道德目标和道德境界而言，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最根本规律就体现为一种“至善”，实际上此处“至善”既有社会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含义，又有政治生活方面具体的行为规定，它所针对的对象既可以是一般道德个体或大多数“士”阶层，也可以是上层贵族或封建统治者，所以朱熹注解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至善”的道德境界和准则当然是最高的，是“明明德”和“亲民”二纲领的最终发展归宿，也是对二者发展的目标要求，要求在实践中把“明明德”的内在修为和“亲民”的外在事功这两方面的个体主动性行为都发挥到最高点。所以朱熹又说：“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尽天理”、“绝私欲”正是朱熹理、欲之辩的核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政治势力的干预以及对“人欲”的压制，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没有走上一条真正关心人、尊重人的道路，理论上的提倡与社会的现实具有极大的反差，这一倾向是我们研究中国人学乃至中国文化过程中应十分注意的。《大学》所标榜的“至善”完全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的，从思想上、行为上对封建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控制。说到底，“至善”的理想境界只是作为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统治的一副“上好帖子”、一剂“良丹妙药”，其美丽的理论外衣下隐含着限定人的自由发展的实质内容。他们可以在“至善”道德的遮掩下，堂而皇之地要求社会各阶层人士服从于宗法统治的各种规范，不得越雷池一步。“至善”的最高纲领的地位加强了“三纲领”的权威性，个体追求理想人格的方式也同时被限定了，谁要是脱离了“三纲领”的规定，就是“离经叛道”，不见容于知识分子，更不能见容于统治者。这实在就是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国两千年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通过对《大学》中“三纲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一种递进的逻辑关系。这一关系表明了道德主体“从明明德”出发，经过“新民”的发展，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尽管《大学》中使用的这些范畴都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但在具体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实践中却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它对调适人们的心态、稳定社会关系、保持思想上的连贯性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朱熹如此推崇《大学》正是看到了它对稳定社会、重塑道德人格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潜力。从当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大学》一书中所阐述的某些思想观点，仍有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必要，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来说，挖掘《大学》中有价值的思想内涵同样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