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人事、轻鬼神”思想成为时代主潮 从殷商时期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期中，我们没有看到过多关于人学思想的描述，更多的是关于“上帝”、“帝”、“天”或“皇天”的讨论。但历史进入到西周时期，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已经从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民心之向背、民众力量之强弱是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重人事、重民事的思想已经给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从中发现人的力量、以及重新思考天与人之间的各种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伴随着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等人文主义思潮在春秋时期勃然兴起。 在这种人文主义思潮中，首先是各国的政治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在借鉴总结上古时期的良好经验及夏、殷、周灭亡的教训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奴隶即“民”的重要力量，广大奴隶的取舍决定了贵族阶级的家族统治能否继续下去而不是被推翻，这种思想的出现，其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不得不这样做。另外，在春秋时期，周王朝的衰落导致了对各诸侯国控制力的下降，各诸侯间征战不断，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使各诸侯国都认识到：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国力的强弱，并最终决定本国的地盘能否长保以及是否有国破人亡的潜在危险。正是由于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以及诸侯间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民众”这个人学思想的早期观念首先得以在一些早期政治家、思想家的头脑中形成，既而又引起了政治家、思想家们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早期的人学思想?“重人事、轻鬼神”的“民本”思想，我们以《左传》、《国语》这两部先秦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的有关记载为例，对春秋时期逐渐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给予一些必要的思想分析和评述。 据《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国内部发生了一次因抢立战功而射杀大将的事，一位名叫颖考叔的大将在攻城时被另一位大将射杀，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段故事：“郑伯使卒出猪，行出犬鸡，以诅射颖考叔者。君子曰：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郑伯用鸡、狗、猪来祭神，以诅咒射杀颖叔考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惩戒犯错误的人，可当时的思想家却认为，郑庄公这样做已经背离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了因为，因为出现这种邪恶的事情是由于既没有实施良好的政治修为，又没有权威的刑罚，仅仅用诅咒的方法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以拜神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只有通过加强国君的道德修养和政治修为，以刑罚的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够真正使国家得到治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明确区分了“神鬼之事”和“人为之事”并在二者之间做出了选择，他们认为人事修为上的作用对于巩固政权来说更为关键，在这里“神鬼”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已经受到了挑战。如果说此时的观念还没有明确化，那么下面这一事例所反映的事实便已经有所发展了。《左传?鲁桓公六年》记载，楚成王准备侵略随国，先以弱鹭引诱随军来攻，随侯轻信准备发起攻击，这时随国的贤臣季梁说了下面一段话劝阻随候，他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而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季梁认为百姓民众是“神”的主导因素，所以古代有作为的国君首先关注民众的生活，然后才考虑鬼神之事，只有人民生活有了保障，祭祀鬼神才能降福给国家，现在人民的心还没能得到统一，百姓的生活还得不到保障，所以神没有降福给我们国家，国君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国君能够勤修政治，先使民众的生活好了，同时又与邻国搞好外交关系，或许可以免除这场灾难。随候接纳了季梁的建议没有进攻楚军。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刚从“重巫”、“敬神”的殷商遗风中有所觉醒的人们能够提出“民为神之主”的口号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季梁的“民先神后”的观念是对以往“神为民之主”观念的重大突破，民众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价值已经成为统治者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的事情，而且是诸侯间决定胜负成败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由政治家推动的“民本”观念在斗争中得到了提炼与深化。此时虽然还没有直接否定“神”的存在，但对于国家强盛不依“神鬼意志”为主导而是因民众的向背为主导的立场却成为一时之盛。这种重视民众的生产生活、重视增强国力、重视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已经能很好地体现出“重人事”的思想特点。类似的论述我们在《左传?鲁僖公十九年》中同样可以看到，宋襄公为了笼络人心，准备杀了曾经侵犯过宋国的曾子来祭祀目隹之社，这时宋国的司马子鱼劝说道：“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食之？”就是说，祭祀本来是为了民众的生产生活，只有“民众”是这种活动的主导，如果用人来祭祀，那么谁还敢享用呢？这一个反问恰好说明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作为群体的“民众”也已经反客为主，好象成了“神”的主人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人学”思想确立之前的一些理论特点：在神人关系系统中，“神”的影响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人”在不断的与神的斗争与挑战中，逐渐争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渐取得主动地位。这种理论特点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在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还是在中国“人学”思想的产生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神人”或“人神”交织在一起的思想特点。人类只有经历了“思想阵痛”的过程，才能把自己从至高无上的“神”的藩篱中“剥离”出来，才能超越“神”的束缚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这时新型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出现了，《国语》中记载，春秋时有一年，郑国的邻国宋、卫、陈都相继发生了火灾，整个郑国的人都有点人心惶惶，这时主管祭祀的官员计划用宝物来祭灶以求免除灾难，但郑国的大夫子产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子产认为，天地的运行自有其恒常的规律，而人间的事物却容易被人们观察把握，子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天道”和“人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互不干涉，它们各自有其运行的范围和特点。“天道”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和预测它的未来；“人道”是我们自己活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把握和认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只有充分地了解“人道”变化的特点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特点，才能使国家得到良好有序的发展。此时祭祀的仪式已经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活动，这种观念为“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理论根基。“天道”已经分离出来，“人道”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在《左传》的其他篇章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更进一步的阐述。鲁哀公元年，吴国入侵楚地，吴王派人召见陈国的陈怀公，陈怀公有点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这时陈国的大臣逢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段话明确表明了国家的兴亡主要取决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百姓民众，如果把民众看作有病的人一样，爱护、关怀他们，而不要经常打扰他们，这就是国家的福分，国家就有了兴盛的保证；反之，如果把民众当做田地里的野草一样，任意驱赶、奴役他们，这就是国家的祸患，灭亡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逢滑以“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的好坏作为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把“民”视为国家的根本所在。这种较为明确的表述进一步使“民本”思想清晰化、政治化，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天人关系”的分化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民”不仅已从“神”的阴影中分化了出来，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对象。这相对于殷周时期“言国兴也必称帝命”、“国亡也定谓天降祸福”、“皇天假手与我以取暴君之国”的理论特点来说是个极大的进步。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形成的“民为国之本”的思想，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政治生活的需要，是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发展和提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思想文化的推动的必然结果。 从以上“以民为本”思想、“重人事、 轻鬼神”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思想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现实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同时又是在不断的和“神”进行斗争中得到发展的。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人学”和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缓慢的发展历程：即惟神鬼独尊?民神共举?天人相分?重人事 、轻鬼神?以民为本这样一个逻辑顺序，这一思想路径是“人学”思想中“人”产生的必由之路。虽然后来中国的思想家们把这一观念导入了“宗法制度”的构建中去，给人戴上了另一套封建精神枷锁，使人没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但它对于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中国文化、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先秦儒家人学萌芽时期这种政治性、实用性的思想特点同样奠定了以后“人学”思想发展的基调。 二、天人相分思想的提出及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重要事件之一，它不仅促成了中国国家早期历史形态的早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历史作用。复杂多变的争霸局面使得多样化的思想有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另一方面，战争的需要形成了人才的供不应求，“得人才者得天下”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人道”的作用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从而为对“人”的关注提供了现实的思想环境。尽管此时的“人”已具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但这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而主要是指“贤人”即有德有才的思想家、政治家及经营管理人才等有专长的实用型人才。尽管这是当时社会思想的局限性，但在思想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为广泛的“社会人”的产生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天人相分”意为“天”、“人”此时从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生产生活、思想观念中都已经指称不同的事物，人门的认识上升到了科学化阶段。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天”在殷周时期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的代名词，当时的人们认为“天”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万物的主宰，人通常总是受到“天”的支配和控制而丧失了主动性，上到国家兴亡、下到人的生老病死都掌握在“天”、“神”的手中。虽然我们也能看到“可怜的人”的影子，但不是“国家”、“暴君”或“民众”因得罪了“天”而受到惩罚，就是“君王”、“人”不能违抗天命而是要时时祭祀以求天赐福禄，总之，此时的“天”是自然现象与人观念中“神”的混合体。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天”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于发生在自然界中的天文现象有了深入的观察，一些有学问的人对天文、地理的了解更具科学化，这样，“天”被看作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因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人们的观念中。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特点。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六年宋国发生了两起自然现象，“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鸷鸟退飞过宋都，风也。”这种天象引起了宋襄公的注意，恰好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便问这种现象是吉是凶。叔兴碍于礼仪没有立即回答，可是退出后他对旁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大意是说，宋王提的问题不合适，陨星坠地、大鸟倒飞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人间吉凶产生的根本原因，好事坏事的产生是人为的结果，跟自然界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叔兴的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立场：“阴阳之事”是自然界的事，它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对人事不发生直接作用。君王只要关注人事，自然可以知道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吉凶之事”根源在“人”，这种重视事情发展的内部因素，区分“天象”与“人事”的差别的做法，目的正是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的不同，一个“重鬼神”；一个“重人事”；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鬼神；一个却由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天”、“神”、“鬼”现在不能任意主宰人的命运了，它们的地盘和影响大大缩小了，这可谓是“天人相分”思想的具体体现形式。 从另一段关于“三不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详尽细致的描述。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大夫叔孙豹与晋国大夫范宣子进行了一次对话。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不朽。”这段引文是说范宣子请教古人所说的“死而不朽”指的是什么意思，叔孙豹回答说：最高的层次是“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其次是“立功”，即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建功立业；再次是“立言”，即在思想修养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并给民众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在思想的传播上有巨大作用。这三种行为虽经历较长时间而不废弃，所以称作“不朽”。在这里，能达到不朽程度的不是“神鬼”这些抽象的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具体实际效果的功劳、德行、思想，这种在人事立场上的讨论已经不多涉及到“鬼神”问题，虽然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崇拜祭祀仍普遍存在于一般的政治生活中，但人们有时却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拒绝“鬼神”参与。这样看来，在“天”思想中自然界的运行被分离出去后，人们观念上的“神天”也在逐步分离，这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具有提高重人事的地位、提高综合国力的作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的提出是对以往思想的重大突破，“三不朽”说对塑造儒家文化和培养民族气节，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和低估。有关生与死、朽与不朽等问题的讨论，既是哲学上的范畴，又是伦理道德的范畴，它在人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关于“个人修养”的标准问题，虽然刚开始就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要求，不是一般人能所达到的，但毕竟关注到了个人的思想状况、关注到了“人”的发展状况，这在刚从“重神鬼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吗？同时，这一论述还有着“无神论”的思想倾向，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在殷商时期、在周初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不朽者”应该是“帝”、“上帝”、“天”、“皇天”、“神”、“鬼”等等，在“重鬼神、 轻人事”的年代，人的生老病死统统掌握在“天、神”的手中，何谈得上“不朽”？而此时叔孙豹却提出了“人”也可以“不朽”的理论，这对“神”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对“不朽”说的形而上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后世儒家人学思想中关于“圣人、君子”人格的确立起到了向导作用。 春秋中后期， 复杂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政治的成熟，“天人相分”思想的成熟和发展通过思想家、政治家如文伯、管子、孙子、范蠡等人的努力终于得以完成。下面我们就此分别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七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晋国的君王问大臣文伯是否会有什么灾难，晋王问：“诗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藏’者，”文伯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这段引文意为《诗经》中的意思是说有日食是不施行“善”政的反应，国家没有良好的政治修为，原因在于没有使用好的方法，而国君却说这是天灾的表现，而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所以政治活动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简要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选择人才，其次是根据民众的实际状况，第三是把握合适的时机。文伯道出了一个“秘密”：君王假借天象欺骗民众的“把戏”，明确提出灾难是人的不合适的行为造成的，是人祸而不是“天灾”，这在另一个层面描述了“天人”之间的区别。而同时代的著名军事家孙子对此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孙子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当时的科学成果，对大自然的认识又更深入了一步，《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意思是说，有为的君王和成功的将领之所以能够一有行动就能取得胜利，成绩比一般人突出，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能够预先了解自己和敌人的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从祈求鬼神、施行巫术中取得，也不能从外界事物运行的规律中取得，而必须从人事的角度去考察才能知道敌人的各种情况。战场的瞬息万变、人员的巨大伤亡等严酷现实使孙子认识到人才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了解了敌人的动向作战才是有效的，而从鬼神、占筮中是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这种以“人”为战争胜利主导因素的思想取代了虚幻的“鬼神”主导论的论点，是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在“天人相分”理论中的又一具体体现。对于“天”的理解，孙子还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里的“天”已经具有现代科学的轮廓，主要是指自然界中各种事物运行变化的产物，丝毫没有了神的意思。“天”、“人”、“神”之间也有了明确的分界线，“神”在孙子那里，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而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是灵活运用战争原则打赢战争的主观能动状态，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从以上孙子对“天”、“神”的阐述来看，他比以往的类似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因为孙子的立论基础是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基础上的，它不仅有哲学、军事科学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对先秦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管子》一书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是春秋时期齐国人管仲所作，但其中的许多论述则可以确认是管仲的思想，其中的许多观念对先秦人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比如管子说：“一树一获者麋也，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里管仲通过比喻的形式对人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管子还说：“古之圣王也，所以取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尝闻。故曰：人不可不务也。”管子认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够建功立业、死而不朽，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并且能够选拔任用有才能的“贤士”。所以说人才的选拔、培养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又比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几句话是说要成就霸王的事业首先要重视人才，得人、用人的关系理顺了，国家就稳定强大；若不重视人才，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又一次明确集中的描述。这说明政治家的注意力已经在注意“民众”力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才”的巨大作用，“人”尤其是“贤人”正在被引入独立发展的道路，首先是政治家的共同认识，继而是军事家、思想家的总结提高，在经历了漫长的心路历程后，真正“人”的发现与认识就要开始了，而“人学”大发展的时代也即将来临。 最后我们从《国语》中记载的三个相关事例来概括总结春秋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普遍性原则。《国语?晋语九》记载，晋国的大臣赵简子问于壮弛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贤德）？”壮弛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于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这段话是说晋国的主政大臣赵简子询问东方的士人谁最贤德，壮弛兹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君子自认为还不行；国家将衰亡的时候，人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您主持晋国的国政，却问到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寻求贤人，所以我向您祝贺。”由此看出“人”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自我价值以及贵族统治者已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人”及“人事”方面，用贤人修德政是当时全社会大部分人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这种对“人”的重要性的普遍性认识为“人学”思想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在《国语?楚语下》中还有类似的一段话：楚平王的儿子子西与谋臣子高讨论用人问题，子高曰：“诈谋之心，无所靖（平静，止息之意）也。（人）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子高的意思是说，品德败坏的人那颗狡诈阴险的心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一个人有一点不道德的思想就会败坏国家，现在一个人一下子同时拥有这么多污行，如果受到重用，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吗？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是任用了这种奸诈小人。这里子高从反面论证了只有任用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国家才能够兴旺发达，任用“奸人”就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子高的论点表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但更重视道德品德等个性修养方面的问题，这是儒家“人学”思想产生之前的必要铺垫，推广开来就为思考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做了理论上的引导。 越国的范蠡从更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天事”与“人事”的区别。《国语?越语》中记载了范蠡的这样一句话：“天时不作，弗为人客。随时以行，是谓守时。”他认为战争必须研究天道运行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来行动才能达到目的。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已经能适应天时的变化，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运用是人解放的前奏曲。那么什么是“天”呢？范蠡又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嬴缩转化，天节固然。”天道本身既不说明什么，又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而日月却以它为法则，阴阳、日月的运行带来四季寒暑的变化，这就是“天”的一般特点。不仅如此，“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这是说“天”运行的法则始终如一、保持着必要的平衡。范蠡对“天”及“天道”的认识比孙子更明确化，进一步揭示了自然规律的一般特点，否定了唯心主义“天”决定一切的“唯天论”的天道观，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在此基础上，范蠡还提出了“尽人事”的观点。从《国语?越语下》的记载可以看出这点，在他帮助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时，越王问范蠡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越王急于想去攻打吴国，可范蠡说天时不合适，过两年又说人事不恰当，越王就有点不高兴地问范蠡到底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范蠡说大王您千万不要见怪，人事一定要和天地相配合才能取得成功。后来越王听从他的计策终于打败了吴国，可见范蠡的方针政策是正确有效的。范蠡不仅注重认识“天”的发展变化，而且主张对于合适的自然条件要及时地加以利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天时”主动出击，就能取得胜利。这种“知天道、 尽人事”的观点比春秋前期“重人事、 轻鬼神”的思想进步了很多，人不仅从鬼神的束缚中“独立”了出来，而且懂得了利用原来的“鬼神”即范蠡所指的“天道”为人的活动服务，这是真正的“反客为主”，是人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同时，这一思想发展了“民本”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他把内因与外因、天道与人事、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结合起来，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不仅给予“有神论”的“天道观”以有力打击，而且在思想上超越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为后来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人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先秦时期《左传》、《国语》、《管子》等重要历史文化典籍的引述，分别从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角度评述了春秋时期早期人学思想的发展对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和确立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我们再把从殷商以来人的思想发展状况，概括为以下七个阶段：原始的宗教信仰?唯鬼神独尊?民神共举?神民有分?重人事 轻鬼神?天人有分?以人为本，这七阶段有着内在的逻辑顺序，“人”的发现与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始终有“神”影响的情况下逐步确立与完善的。这种思想的表述总的来说是零散的，主要是在一些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的谈话中体现出来，同时也是“含蓄”的，这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刚从“原始神学”统治下走出来的人们还不能很快的接受新思想的大量涌现，故而，处于萌芽状态的“人学”思想就不得不借助“民先神后”、“神民共举”、“民本”等“相当的”观点来阐述有关“人”的状况，这样一来我们了解到的“早期人学思想”便很不明确，只有到了春秋末期才出现“以人为本”、“知天道 、尽人事”这样影响深远的观点。除了以上这些特点外，萌芽时期儒家人学思想的另一特点是政治性与实用性。首先是在周灭殷商后周公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鬼神的怀疑，“天道”开始被认为不是神通万能的，更重要的是对“民众”在推翻纣王暴政过程中巨大力量的认识加深了，为了巩固周王朝的长期统治，周公“崇德”、“制礼”，积极推行以“民众”为政治生活中心的政策，这种为政治统治服务的观念同时也在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突破。而第二次突破是在诸侯争霸、社会动乱不已的春秋时期完成的。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要求各个诸侯保存并壮大自己的实力才能不被吞并，这样务必要寻求“人才”以便在残酷的战争中取胜，所以在实际斗争中，谁的方式方法有效，谁就有可能占据主动，谁就有可能生存下去。于是“生存”下来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便备受重用，宽泛的“民本”这时仍然有效，但在此基础上更加重视“贤人”等“专业人才”的作用，君王如果不以实用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家政策、善用人才，就会有“国破人亡”的危险。所以，斗争的需要屏弃了不实用的“神的崇拜”转而向使用型的“招贤纳士”、“以人为本”靠拢，这就为“人学”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一些具有开创性特点的思想家对“人”的理论概括更是播下了“人学”的种子。既然种子已经有了，而合适的土壤也已创设出来，那么，“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系统化的建立便需要一位“生产者”来完成，这第一位“生产者”便是影响中国几千年文化至深至远的伟大思想家孔子。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一个伟大灿烂的光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