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唐高祖李渊在其创业过程中如何运用道教图谶为之夺取天下作神学证明，制造舆论，以取得政治宣传的心理效应，说明他对道教图谶的运用显然高于其政治对手。

道教初创，充分吸取和运用了东汉的谶讳之学，将其演化为道教图谶，其功能之一就是作宗教式的政治预言，预告王朝更替、人物兴衰和符命所在。1六朝政权更迭频率高、政治不稳态加剧，更使道教符谶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在中古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诸多道教图谶中有一个最引观众注目，即东晋以来流传于世的“老君当治，李弘应出”。正如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所说：“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2 李弘乃老君化名转世以治天下的具体形象。汤用彤先生《康复札记》举了《晋书》中关于李弘的记载五条，指出：“从公元322年到公元416年前数年，前后不到百年，东起山东，西至四川、陕西，南到安徽等地，均有人以李弘名义领导农民起义。”3 唐长孺先生又检史籍得五条，说：“以李弘名义起义的共有十例，时间下及于隋末，地域更南及今河南、湖北，西北及于今甘肃成县。”4据此，这条道教图谶的地域之广泛性、时间之持久性都非其他图谶可比。

隋文帝受禅，对图谶“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致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5但社会上的造谶者仍然不断。到隋末，各种符谶蜂起，而李弘之谶仍颇有市场。隋炀帝大业十年（614）二月，“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6 此李弘恐乃化名，或以其名应谶虚推为“天子”，便于号召天下。

但当时更为流行的是李弘之谶的变种，即“李氏当为天子”、“老子将度世”等一类不确指的符谶以及通俗化的谣谶。由于隋末天下汹汹，出现改朝换代的迹象，政治预言家们便粉墨登场，李姓当王之谶随之不断涌现。这些谶语搞得隋炀帝疑神疑鬼，只恨不能“尽诛海内凡姓李者”。例如炀帝怀疑李金才从子李敏名应谶语，杀李金才一族三十二人。7举义群雄中之李姓者也以“名应图谶”欲称王。李轨与曹珍等人“谋共举兵，皆相让，莫肯为主。曹珍曰：‘常闻图谶云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遂拜贺之，推以为主。”8 唐高祖李渊称帝前本为隋“炀帝友人，炀帝以图谶多言姓李将王，每排斥之”。9 李渊“自以姓名著于图录，太原王者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对其子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10 许世绪对李渊说：“公姓名已著谣录”。11唐俭也说：“公日角龙廷，姓协图谶，系天下望久矣。”12

又有李密逼东都作书自称：“姓符图纬，名协歌谣，六合所以归心，三灵所以改卜。”13 后李密欲谋叛唐，亦以为“谶文之应，彼我所共。今不杀我，听使东行，足明王者不死”。 14李密所谓“名协歌谣”，指当时流行的“桃李子歌”。《通鉴》卷183载：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玄英言：“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既与密遇，遂委身事之。《旧唐书》卷37《五行志》云：“隋末有谣云：‘桃李子，洪水绕杨山。’炀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故诛李金才。后李密据洛口仓以应其谶。”（又见《隋书?五行志》）此谣唐高祖也曾加以利用。温大雅述云：“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耳，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自尔以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15与李玄英引述的《桃李子歌》略有不同，各人的解释更是全不相同，当经过各自的改造，以符合自身口味的需要，但都起到了号召人心的效应。又有真卿公李仲文者娶陶氏女以应桃李之谣，唐高祖命裴寂等杂鞫之，后伏诛。16《桃李子歌》当是“李氏应王”之谶的民谣化，便于在民众中传播，使“真命天子”有口皆碑。

    人们不禁要问：隋末社会上如此多彩的关于李氏当兴的谶语及歌谣来自哪里？答曰：其源盖出于道教，出自道士们的杰作。

    道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制作了大量李弘的图谶，到隋末改朝换代的征兆再现，精通政治力学、好为政治预言的道士们又纷纷依据新的形势搞新的创作。这些作品形式诡秘，内容是对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乃李弘图谶的进一步发展。楼观道士岐晖的预测代表了一部分道教中人的意见。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亲驾征辽，岐晖对门弟子说：“天道将改，吾犹见之，不过数岁矣”。有弟子问：“不知来者若何？”岐答：“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后数年，隋果乱。17分析建立于现实政治基础之上，且表达了道教的政治愿望：老君子孙治世，弘扬道教。此时道教的预告还不具体，随着政治格局的明朗化，道士们的预言明确有所指。茅山道士王远知向李渊密告符命：“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18“大业十三年（617）丁丑，老君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以唐公受命之符”。19淳风父李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20故淳风实出自道教家庭，所谓老君语以唐高祖受命之符，恐乃淳风自编自演的一出神话剧。这时歧晖也测定了谁是真命之主。“唐高祖皇帝初起义兵于晋阳，帝女平阳公主紫绍妻也亦起兵应帝，屯于宜寿宫。晖逆知真主将出，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及帝至浦津关，晖喜曰：‘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为平定以应之。”21此与他前次模糊的预测相隔约六年。

    范祖禹《唐鉴》说：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谓善行曰：‘为我语唐天子，吾为老君，吾，而祖也’。诏于其地立庙。”22此事按道籍记载为：“武德二年（619）巳卯，老君降于羊角山，语吉善行令奏闻云：‘我，帝祖也，今唐得圣治，社稷延长。’五年（622）壬午，老君再降于庙所，告以破贼之期。”23道教进一步神话说：绛州民吉善行在羊角山遇老人骑白马来，须发皓白。老人对善行说，与我语唐天子李某，今得圣治，社稷延长，宜于长安城东置安化宫而设道像，则天下太平。言讫腾空而去。善行经秦王李世民引见，上奏，高祖大悦，授善行朝散大夫，敕通事舍人柳宪于羊角山置兴唐观，其地改为神仙县，封羊角山为龙角。后善行至庙所又见老人，请教姓名，曰：“我是无上神仙，姓李字伯阳号曰老君，即帝祖也。亳州谷阳县有枯桧再生，可以为验。今年平贼后天下太平，享国延永。”说完忽然不见了。24吉善行大约是个道民，有可能这是一出他和某老道演的双簧。在他是图点赏赐和封官（果然如愿），在老道是要借此发扬道教，而在唐高祖则以此作为自我天命所在的又一例证。看似美妙的神话后面深藏着各种现实的需要。

    唐高祖即位之前，裴寂等劝进，高祖“亦未之许”。于是裴寂等又依东汉光武长安同舍人强华奉赤伏符故事，奏称：“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卫元嵩等歌谣、诗谶。慧化尼歌词曰：‘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又曰：‘西北天火照龙山昭，童子赤光连北斗，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拍手唱堂堂，驱羊向南走。’又曰：‘胡兵未济汉不整，治中都护有八井。’又曰 ：‘兴伍伍，仁义行，武得九九得声名。童子木底百丈水，东家井里五色星。我语不可信，问取卫先生。’蜀郡卫元嵩，周天和五年（570）闰十月，作诗：‘戍亥君臣乱，25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龙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义归政，人宁俱不荒。人言有恒性，也复道非常。为君好思量，何口口禹汤。桃源花口口，李树起堂堂，只看寅卯岁，深水没黄杨。’未萌之前， 谣谶遍于天下，今睹其事，人人皆知之。陛下虽不以介怀，天下信为灵效。”26卫元嵩为北周著名道士，本乃僧人，后助周武帝排佛，好作预言之事，曾论将来朝代兴废、天命得主而有“征验”。慧化尼疑其也是先僧后道者，观其歌里有“治中”，似乎就是道教的“治”，至少可认为她是个深受道教影响的女尼。这类歌谣、诗谶正和《桃李子歌》相差无几，运用隐喻暗示、拆字和谐音的手法，宣告李渊当“受图享国”。以“堂”谐“唐”，暗指唐朝之将兴，用“驱羊”影射赶走杨姓皇帝。李渊的名字则被拆作“童子木底百丈水”，至于“白雀”、“白幡”则象征李唐的“色尚白”。最值得注意者是“武得九九得声名”中“武得”二字，“得”者“德”也，似乎新王朝改元“武德”的年号早已由谶谣预定。“戍亥”、“子丑”、“寅卯”隐指这些年份将发生重大政治变故，在一场动乱之后将是桃花、李树即陶唐和李渊的天下。这首诗谶是否完全照引卫元嵩原作还得打问号，有可能劝进者作过某些改动，使其完全适合建立李唐政权的需要，证明李渊的龙袍加身乃“天启皇唐”。试看寅卯等干支不全与隋唐之际历史相吻合，即是造伪者有意保留的原作部分，而把原作可能为模糊的“李氏当王”改为明确的李渊当王，这样真真假假反令人不易怀疑谶文的真实性。故劝进者有可能在直指李渊为天子这一点上做了手脚，至于武德年号暗伏在谣谶里，作伪似乎越发昭然，或者唐高祖武德年号源自谣谶也并非无此可能性。作伪者大概是李渊集团中出身道士的人，这是他们的本行。这类谣谶本已“遍于天下”，但口头传播，未免各说不一，现在按现实政治需要改定成文字后，再流布出去，更使“人人皆知”，“信为灵效”。这就是唐高祖从道教符谶处窃取的丰厚政治收益。不仅李渊集团，隋末诸多豪雄都不同程度利用了道士制谶和已然流传的道教图谶，此不赘述。

    那么道士们何以要如此竭尽全力制作图谶呢？佛教深深知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吾教盛衰常与帝道相望”。道教同样坚信这些道理。试看许多道教谶语谶谣都附加着使“吾教大兴”的条件，即可明白这是道教和未来国主的政治交易。为了达到“法事立”、“吾教盛”之目的，道士纷纷寻找新的国主，制谶作符，改换门庭。不仅此也，道士们还侧身隋末群豪逐鹿中原的问鼎之争，为自己所认定的新主人效力。

    《仙苑编珠》卷中引《楼观传》云“岐法师名晖字平定，唐高祖初取天下，法师与道士八十人有济国之功。”27《混元圣纪》卷八亦云：唐高祖初起义兵，歧平定“仍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应接”。显见道士参加了李渊集团的军事斗争。道士张宾曾为隋文帝改正朔造新历，无独有偶，当又一个改正朔之机降临时，武德元年（618）“白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历》成，（胡注：唐受禅建国，岁在戊寅，故以名历。）奏上，行之。”28傅仁均后来官作到太史令，戊寅历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才废除。道教在东汉即深受今文经学影响，对三正、三历、建除一套颇为精通，在隋、唐初年都造新历以证明旧王朝气数已尽，新纪元来临，以此作为奉献给新的护法者的见面礼。另据《隋书?王充传》、《旧唐书?李密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王世充、李密的军中都有道士参与其政治军事斗争，有的作谶，有的作战略上的谋划，有的干脆脱下道袍换上官服，有的则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目的都是要新桃换旧符，求取道教的生存与发展。29

    道教积极议政参政，从隋末各大政治集团来说，也都尽力延用争取道教力量，特别是利用道教善于制谶作符的特色为本集团作政治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各政治集团用封官、许诺弘教等方式拉拢上层道士为自己服务。这之中，李渊集团可说是做得最高明的。

    渊揭旗之初，“突厥柱国康鞘利等并马而至，舍之于城东兴国玄坛。鞘利见老君尊容，皆拜。道士贾昴见而谓同郡温彦将曰：‘突厥来诣唐公、而先谒老君，可谓不失尊卑之次，非天所遣，此辈宁知礼乎？”30隋炀帝时道观改称玄坛，兴国玄坛即兴国观。唐起兵用突厥，与突厥的外交合纵活动安排在道观可以掩人耳目，避免暴露唐的战略意图。且突厥酋领拜老君像，说明老君的先祖形象在唐高祖创业过程中正逐步树立起来，连突厥人都知道了这点，观道士贾昴所云“不失尊卑之次”、“知礼”，益可明白由于谶言的作用，老君已被附会为唐室宗祖。有唐一代尊道教太上老君为皇室之祖的始作俑者，李渊也！这是李渊利用道教图谶的关节点所在。

    李渊又树起大旗，不拘一格，招兵买马。“其来诣军者，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请效力。教曰：‘义旗拨乱，庶品来苏，类聚群分，无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远辞丹灶，就人间而齐物，从戎马以同尘。咸愿解巾，负兹羁谍。虽欲勿用，重违其请。逸民道士等，诚有可嘉，并依前授。’”31李渊兵至龙门县，“宴见鞘利，并与县内道俗等叙旧极欢。”32足见其与道教有“旧”，故道士远辞丹灶来“效力”。温大雅认为：“帝弘达至理，不语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33如果这不是出于儒生之见为高祖讳，那么李渊对道教的利用就非完全出于信仰而是有清醒的政治意图。

其对道教图谶的利用更是十分自觉地以之作政治宣传，而且在利用道教符谶上，唐高祖比李密技高一筹。李渊善于运用道家权术，示之以柔弱，在条件不成熟时表面上小心避开图谶，而李密则刚愎自用，过早运用符谶，结果树大招风。《起居注》卷二载：“隋主以李氏当王，又有桃李之歌，谓密应于符谶，故不敢西顾，尤加惮之。”由于密之张扬，隋炀帝认为符谶应在李密身上，故把注意力集中于密，而不及西顾李渊，这就使渊保存了实力，得以从容布阵，剪除群雄。李密谋杀翟让而并其众，有自矜之志，作书与唐高祖，“以天下为己任，屡有大言”。高祖对亲信说：“密夸诞不达天命，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更觅韩、彭，莫如用密。宜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于是报书与密，诡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顾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膺图录，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足容矣。”34把李氏当王之谶推给密，以骄其志，自称只图“复封于唐”。果然，李密得书甚悦，遂全力注意东都，成为李渊战略布局上的一个棋子。李渊在运用道教图谶上的老谋深算，于此可见一斑。

    与图谶密切相关的是符瑞，这也是“当王”的证据。隋末各路雄豪对此都有所运用。如李轨信胡巫，筑台候玉女；35窦建德以大鸟五集于乐寿为己瑞，改元五凤；36王世充使人献印及剑，又言河水清，欲以耀众，为己符瑞云。37李渊集团亦乐此不疲，且运用最多。

    “大业（605－618）初，帝（李渊）为楼烦郡守，时有望气者云：‘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隋主于楼烦置宫，以其地当东都西北，因过太原，取龙山风俗道，行幸以厌之云。后又拜代王为郡守以厌之。”38这大概是有意识的认同，使李唐当王又多一条神学根据。

    李渊将与宋老生决战，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遣来，使谒唐公。李渊戏谓之曰：“神本不测，卿何得见？卿非神类，岂共神言？”野老对答：“某事山祠，山中闻语：‘遣语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东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当为帝破之，可为吾立祠广也。’”李渊曰：“山神示吾此路，可谓指踪。雨霁有征，吾从神也。然此神不欺赵襄子，亦应无负于孤。”顾左右笑以为乐，持怀疑之心。到八月己卯，雨止，“帝指霍太山而言曰：‘此神之语，信而有征。封内名山，礼许诸侯有事。’乃命所部乡人设祠致祭焉。”遂进兵斩宋老生，平霍邑。39

还有件符瑞，也是李唐大加宣扬的：“辛丑，太原获青石，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治万世’，齐王遣使献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彻，上方下锐，宛若龟形，神工器物，见者咸惊奇异。帝初弗之信也，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所司浸而经宿，久磨其字，愈更鲜明。于是内外毕贺。帝曰：‘上天明命，贶以万吉。恭承休祉，须安万方。孤以寡德，宁堪预此。既为人下，不容以之颁告。宜以少牢祀石龟，而爵送龟人，用彰休庆。’是日，又有获嘉禾而献者，教曰：‘嘉禾为瑞，闻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兹祥。放勋获之于前，叔虞得之于后。孤今纠合，复逢灵贶，出自兴平，来因善乐，休征伟兆，何其美与！顾循虚薄，未堪当此。呈形之处，须表天休。送嘉禾人兴平孔善乐，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应。’”40抓住吉祥物，还不是要显示“上天明命”，这和利用道教图谶是一个意思。温大雅在《起居注》中不惜以大量篇幅描绘图谶和符瑞，用意也是要向世人表明李唐才是“天命所在”，归唐方可得正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讥评《起居注》以“符谶”、“受命”记事，其实这正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从白衣野老的所谓“神语”以及龟石上的文字看，颇类道教图谶的制作法，大有可能出自道教术士的手笔。姑存此假说。

    由于道教图谶在李渊建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功用，道士们多次受到唐高祖的封赏。武德七年（624）高祖诏授王远知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尝奉老君旨预告受命之符也”。41李淳风最后官做到太史令。对于歧平定更为优宠，特下诏：“今东应义旗，西开幕府，设官分职，本在忠诚。道士歧平定铲迹求真，销名离俗，恬淡荣利，无闷幽闲；而能彻损衣资，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赡军粮，忠节不嘉（《全唐文》“不”作“丕”，“不”字当误），理须标授。平定宜受紫金光禄大夫，已下并节级授银青光禄大夫，以酬其义。”平定力辞，高祖曰：“师且受，俟得京城，别有进止。”42道教也得到高祖的大力尊崇。武德二年（619）五月敕楼观：“令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真人庙。应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赐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三年（620）春，帝亲诣老君于祠庭。平定率道众迎驾，仍具千人之食以献，帝召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等并赐坐，遂令百官悉就坐饮食。谓曰：‘朕之远祖，亲来降此，朕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43到武德七年（624）十月，高祖又“谒楼观老子祠”。44武德八年（625），高祖下诏：道先、次孔、末后释宗。45排道教于三教之首席。此外，释氏承认：“高祖之世，欲使李道东移被于鸟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46不仅在中国实行崇道政策，且将道教向高丽传播。《三国遗事》引《高丽本记》云：“丽季武德（618－626）贞观（627－649）间，国人争奉五斗米教。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即第二十七代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学佛老，唐帝（谓高祖也）许之。”47所谓“东移被于鸟服”就指此事。唐高祖的种种崇道举动，实因道教为其预告符命也。

综观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图谶、谣谶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里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道教图谶以宗教为形式，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用一种神秘方式传出信息，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效应，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更具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权威性，颇能打动人心，招来人才，出现“英雄景附”的场面，又能震慑政治对手，起到心理战的作用。《资治通鉴》卷187记载：“隋马军总管独孤武都为世充所亲任，其从弟司隶大夫机与虞部郎杨恭慎、前渤海郡主簿孙思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谋召唐兵，使孝仁说武都曰：‘ 王公徒为儿女之态以悦下愚，而鄙隘贪忍，不顾亲旧，岂能成大业哉！图谶之文，应归李氏，人皆知之。……据胜势以争天下，谁能敌之！吾属托身非所，坐待夷灭。'”这就是道教图谶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动摇了敌人军心，唤起了人心归向。道教图谶之所以能起如此大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和中国古人群体潜意识中的“天命”心理有关，所谓“百姓顺昊天之命”，这就是普通人的政治心理定势。李渊所谓：“近世时运迁革……历数有归，实惟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48用现代政治宣传心理学的眼光看，道教图谶用社会的暗示使人们的“天命”心理定势具体到某人身上，让人们相信此人是天命的代表者，产生众望所归的效果。而得人心者得天下，道教图谶成为得人心的舆论工具，所谓“天启皇唐”、“应图协纬”正好起到了令群雄纷纷“归唐”的舆论导向作用。在这一点上，李渊可以说运用之妙，炉火纯青。

    第二，图谶又是所谓应谶者的兴奋剂、镇定剂和强心剂。比如李密始终认定自己是符谶所在，不甘作汉之周勃、灌婴之流，其降唐又反唐，除了其他因素外，图谶对其认识心理有重大影响。李渊也是如此，他多次在诏文中称“朕受天明命”、“受命”，宣称唐军是“天军”，大有“天命在我，其奈我何”的气势。特别当有人把他是天命体现者的信息反馈回来时，更加固了其自信心。《旧唐书》卷57《许世绪传》载许见隋祚将亡，对高祖说：“天道辅德，人事与能，蹈机不发，必贻后悔。今隋政不纲，天下鼎沸，公姓当图谶，名应歌谣……未若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高祖奇之，起义即授他右一府司马。高祖为李金才申冤诏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49更显露出志得意满之态。李唐王朝从一开始就自认“据龙图、握凤纪”，拥有“宝命瑶图”。唐玄宗对高祖的评价渲泄了此点：“应图协纬，开国造邦”。50

    第三，李渊对图谶的利用是双向逆反的，即只准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因为“膺录受图”，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只可私有，故李渊一上台便于武德元年（618）六月癸已宣布：“禁言符瑞者。”51

    其实唐高祖的双向选择实乃师承前朝。晋武帝太始三年（267）“禁星气谶纬之学”。52符坚“禁《老》、《庄》、图谶”。53北魏太武帝诏禁民间“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54北魏孝文帝诏：“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55《隋书?经籍志》记述了南朝至隋禁图谶的情况：“宋大明（457－464）中，禁图谶，梁天监（502－519）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故六朝以来统治者运用图谶均有两手。

    高祖以后，李唐称民间图谶符瑞为“妖书妖言”，法律明文禁止。按《唐律疏议》卷18“造妖书妖言”条，当处以“绞”刑，“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都是犯法。又规定图书谶书，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三年。这是李渊及李世民禁图谶诏书的法律化。唐高祖以后的唐朝皇帝多下禁图谶诏，著名者如大历三年正月代宗的《禁天文图谶诏》，56可说是对高祖作法的发扬光大。

注释：

1 参见《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3期安居香山《道教的形成和谶纬思想》。

2 《老君音诵诫经》，台湾艺文印书馆本《道藏》第30册第24224页。下引《道藏》只注篇名、册数和页码。

3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31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第21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5 《隋书?经籍志》。

6 《隋书》卷4《炀帝纪》。《通鉴》卷182作“李弘芝”，胡注引《考异》云：从《唐书?薛举传》。

7 参见《通鉴》卷182；《隋书?李穆传》。

8 《旧唐书》卷55《李轨传》。

9 《唐语林校证》第403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起居注》。

11 《新唐书》卷88《许世绪传》。

12 《新唐书》卷89《唐俭传》。

13 《旧唐书》卷53《李密传》。

14 《资治通鉴》卷186。

15 《起居注》卷1，第11页。

16 参见《资治通鉴》卷188。

17 《混元圣纪》卷8，《道藏》第30册第23817页。

18 《旧唐书》卷192《王远知传》。参见《混元圣纪》卷8，《云笈七签》卷5。

19 《混元圣纪》卷1，《道藏》第30册第23724页。

20 《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

21 《混元圣纪》卷8，《道藏》第30册第23817页。

22 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23 《混元圣纪》卷1，《道藏》第30册第23724页。

24 《《历代崇道记》，《道藏》第18册第14202－14203页；《混元圣纪》卷8。参见《全唐文》卷928张仲虚《上枯桧再生表》；《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条。

25 《后汉书?郎剀传》：“神在戍亥”，“天门，戍亥之间”。道教认为：戍亥为天门，蛇对于枢，知变即成龙。

26 《起居注》卷3，第56－57页。

27 《道藏》第18册第14254页。

28 《资治通鉴》卷186。

29 参见《旧唐书?王世充传》；《资治通鉴》卷187；《资治通鉴》卷184；《全唐文》卷131李密《招道士徐鸿客书》。

30 《起居注》卷1，第13页。

31 《起居注》卷2，第29页。此《教》收入《全唐文》卷1。

32 《起居注》卷2，第30页。

33 《起居注》卷2，第23页。

34 《起居注》卷2，第25页。

35 《资治通鉴》卷186、卷187。

36 《资治通鉴》卷186、卷187。

37 《资治通鉴》卷186、卷187。

38 《起居注》卷1，第5页。

39 《起居注》卷2，第23、27页。参见《混元圣纪》卷8，《道藏》第30册第23817页。

40 《起居注》卷2，第31页。《历代崇道记》说，有印州治中张达献石龟，上有文曰：“天下安，子孙兴，千万岁，千万叶。”参见《录异记》卷5，《道藏》第18册第14146页；《混元圣纪》卷8，《道藏》第30册第23818页。

41 《混元圣纪》卷8。

42 《混元圣纪》卷8。参见《全唐文》卷二《褒授歧平定等诏》。

43 《混元圣纪》卷8。

44 《新唐书?高祖纪》。

45 《续高僧传》卷24《释慧乘传》。

46 《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传》。

47 《大正藏》第49卷第988页。

48 《新唐书》卷1《高祖纪》。

49 《旧唐书》卷1《高祖纪》。

50 《唐大诏令集》卷78《高祖神尧大圣皇帝加谥册》。

51 《新唐书》卷1《高祖纪》。

52 《晋书?武帝纪》。

53 《晋书?符坚载纪上》。

54 《魏书?世祖纪》。

55 《魏书?高祖纪》。

56 见《唐大诏令集》卷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