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上午,湖北省国资委省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据媒体报道,王运清生前留有遗书,遗书中写有“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等字样。无独有偶,7月9日,湖北孝感官方发布通稿称,从办公室坠楼身亡的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系跳楼自杀。现场遗书称“身患多种疾病,常感不适,只能自我解脱。”(7月28日荆楚网)
一直令人羡慕的官员群体,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令人担忧的“高危”群体。对于官员自杀,中国公众的关注点往往首先将其聚焦到“腐败”上,而官方则更倾向于关注该群体的“心理与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更深层次的反思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导致官员自杀现象越来越多?逝者已矣,但真正的原因少有详细的报道或公开。实际上,官员自杀往往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及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
经济高度发展的过程,也是利益与财富不断分配的过程。对于一些官员来说,利益的诱惑比比皆是,有时候是很难拒,有时候是不想拒,半推半就间成为问题官员。现在反腐斗争日益形成高压形势,问题官员内心的恐惧与压力是真实存在的,部分腐败官员慑于中央反腐声势以及从上到下传递的压力,风声鹤唳、寝不安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自杀更多是官场关系的利益需求造成的。相当一部分问题官员自知死罪难逃,想把线索中断,保护更多的既得利益者。当反腐巨浪袭来时,丢命保财、丢卒保车成为权衡利弊之后的“明智”选择。
官员心理出现问题,职业本身的工作压力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掌握着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在众多诱惑和高压的反腐态势之间,官员的心态常常处在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一些官员面临多方面的“发展与责任”的压力,上级领导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官员怕出纰漏,进而产生“心理焦虑和疲劳”。此外,来自自然灾害、官场争斗、家庭妻儿的压力,来自工作失误而道德自责的压力等多方面的压力叠加在一起,导致部分官员心理预期不好、心理认知失调,往往就有走上不归路的可能。
官员自杀还跟精神家园缺失有很大关系,自杀官员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失去情感支撑,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自杀官员普遍遇到中年危机,诸如小孩叛逆期,老婆更年期,二次创业等问题,情感出了问题,看上去高官显位很美,实际上并不幸福。特别是一些异地交流的官员,老婆孩子不在身边,属于“精神流浪者”,无归依感,情感空虚,有的通过婚外情寻求满足,结果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官员人生观不正确,肯定走不远,缺少对生命、权力、人民的敬畏,必然胡作非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传播效力的增大,网络舆论在有形无形间对一些官员也带来了压力。随着信息渠道越来越通畅,舆论监督和民意批评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部分官员不谙网络舆论传播规律,一言不慎或许就要丢官,网络舆论监督的压力是空前的。部分官员仍是惯性思维,受压反应、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还是传统的一套,出现问题后又不敢面对,在舆论监督狂潮中甚至出现幻听、幻觉、梦游等现象,走向心理崩溃。
实事求是地说,官员并非“特殊材料”做成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抗压能力并不比常人“特殊”多少。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影响范围更广,理应发挥更大的正面气场,走向阳光、开放、透明。关注这个群体的身心健康,其实也就是在关注社会的进步。官员重视心理健康、重视官员的心理健康,其意义因此呈现出来。 ( 文/颜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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